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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在二三〇厂做了五年多工人，后因发表小说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做了文学编辑。我进厂后分配在043车间做了铣工。车、钳、铣、刨、磨是机械加工的基本工艺，其中铣工操作最难。过去工厂有“万能的铣工”之说，凡难加工的部件，最终都交给铣工完成。那时学徒是真学本事，我学徒三年，第一年月工资十六元，第二年十八元，第三年二十一元；出徒当上二级工，工资三十二元。我青春岁月最重要的三年只挣了六百六十元，今天听起来像个笑话，可那时很正常。

　　我觉得我们那时才叫恋爱，现在似乎更多是交易。只要先谈到物质，两个人就是交易；人生价值的等价交换，在我们年轻时真没有这个概念。所有的行为都是一种本能，让荷尔蒙推动着青春前进。这种日子，由偷偷摸摸的完全地下到半地下，再由半地下到遮遮掩掩地被同事发现，有两年多时间。最好的回忆想想也就是假日约着骑车到北京玉渊潭公园闲逛。约会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这公园免费，后山基本没人，两个人在小山包上一坐就是半天，饿了就掏出准备的面包，渴了就喝自带的汽水。

　　然后一切都不美好了。她爹说我“长得不行，眼睛太小了，身体不行，而且家里还有问题”。那时，正值我爹受913事件牵连，赋闲在家。也不知她爹听谁说的我身体不好。她爹告诉她，给她介绍的飞行员父母双亡，她一进门就可以做主，结了婚不受气。而我这边父母都在，下有弟妹，大嫂没那么好当。可贾红伟只说了句“我不见”就再不吭声了。她爹火了：“为什么不见？”她用“飞行员危险”搪塞。她爹说：“不是飞行员，是飞行教官，条件好得不得了，挣钱还多。”

　　在中国，家长干涉子女婚姻是常态，尤其是女儿的婚姻，过去农村以包办为主，在城市也要听取家长的意见。但贾红伟主意大，从小性格执拗，越高压越反弹，弄得她爸束手无策，颜面尽失。她爸叫贾启亮，一九六〇年八月当兵，当兵那年未满十八岁，生下她就走了。中国自古重男轻女，尤其农村根深蒂固。过去生女儿都不算后代，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家业及血脉。那一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，她爸参军后，家里算军属，方能填饱肚子。谁知二十年后女儿长大成人，竟然不听父母安排的终身大事，搁谁都会火冒三丈。

　　这个局面我是甭想登门拜见岳父岳母了，她回家也躲着婚姻这个话题。她父母也没什么错，为子女着想天经地义。在凭空认知下，基本条件最重要，无非就是相貌、身体、工作以及未来。贾启亮参军就当了卫生员，由于自己努力，不断学习深造，又有人缘。等我认识贾红伟时，贾爸已是三军仪仗队的专职医生，专门为仪仗队的小伙子保驾护航。她爸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闺女，仪仗队咱闭着眼睛随便抓一个来，都比你自己找的那个人强。个子都一米八五以上，相貌堂堂，身体好。可你自己找的这个，眼睛那么小，俩眼睛加起来还没有咱家人一个眼大，站都站不直。”也不知她爸听谁说的我站不直。反正那时为她爸刺探情报的人都没说我好话。

　　可我那时二十出头，冲冠一怒为红颜，马不停蹄地去了贾红伟家。我敲开门压住火，问没问好都记不得了，进门对贾爸说了如下的话：“您可以不同意我们恋爱，但您不能打她。您虽是她的父亲，但人格上是平等的。”她爸对我的到来没有准备，对我的直言不讳更没有准备，气得两眼冒火：“我打我的女儿，你管不着！”我一下血涌上头，就差破口大骂了。我指着他说：“你白受党教育这么多年，白是军人，白是医生。”我说得解气，她爸气得冒烟。再说下去估计就动手了，贾红伟吓得使劲儿往外推我，让我不要再说了，我也顺坡下驴，气呼呼地走出了她家。

　　白居易有诗：“唯有恩爱火，往往犹熬煎。”那些日子怎么熬出来的记不清楚了，反正多长的夜也得天亮，多冷的冬也会转暖。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日，我去中国青年出版社报到的当日，早上刚刚八点，我让贾红伟回家去拿户口本，她连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，从工厂回到家蹑手蹑脚地将户口本偷了出来。她爸在屋里，也不知是真没看见还是假装没看见，反正没理她。我俩拿着厂办开的介绍信，直奔民政局，登了记领了证。婚姻登记处的那位大妈警觉性挺高，看着贾红伟穿着工装，慌慌张张的样子，就问她：“你是自愿的吗？”贾红伟那时特不好意思，只笑而不答。我急忙替她回答：“是自愿。”胖大妈白眼一翻我：“没问你，让她自己回答。”这让那天登记结婚没留下一丝美好。

　　“岳父”一词出现得不算太早，唐代才有。在此之前称“杖人”，拄杖之人，最初由匈奴简化为“丈人”，因为通婚缘故，丈人特指妻子之父。而岳父之谓与唐玄宗在泰山封禅有关。据唐代《酉阳杂俎》载，李隆基泰山封禅，由宰相张说执掌封禅使，郑镒是张说的女婿，因此擢升四级。事后玄宗大宴百官时，看见郑镒身着五品浅红色服装，开口便问。郑镒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，在一旁的大臣打趣说道：“这都是靠泰山之力啊！”大臣一语双关，从此之后“泰山”成为丈人的别称。又因为泰山为五岳之首，“岳父”一词诞生，岳母随之而叫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，与“泰山”一词对应的词叫“泰水”，男为山，女为水，山水相依，只是岳父岳母的称谓迅速流行，“泰山泰水”这一称谓后来就少用了。

　　我和岳父的关系是慢慢缓和的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让我们冰释前嫌。总之，我俩之间恭恭敬敬，我该叫爸叫爸，但他很少叫我的名字，只是常常在一边嘿嘿一笑。其实我心里早就解开了结。这类家长反对子女婚姻的事天天有所耳闻，电视里常常有调解家庭关系的节目，貌似劝架，实际拱火。有一次，我和岳父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看节目，节目中就是一对小年轻恋爱得不到家长的应允，搞得声泪俱下。节目里的事与我们当年的遭遇差不多，台词都像是一个台本。我怕岳父尴尬，去了卫生间，在马桶上坐到节目结束。想必岳父大人独自在客厅里也感慨万千。

　　中国父母在子女问题上都是过度操心的，婚姻可能是最操心的事。每个父母都希望子女在婚姻上不出大错。有一种说法是婚姻开启了第二人生。话虽说得重了些，但婚姻的确不易，无论男女都算重新开课，大部分人只能混个及格，成绩优秀者很少。当父母以自己的人生经历看待子女的婚姻时，做出他们的主观评断很正常，但时代环境已不一样了。随着外孙的出生，岳父心里早就认可了我这个女婿，但面子有点儿下不来。毕竟我们面对面吵过大架，说了过头话。但晚辈就是晚辈，我必须先认错。可我真不知道该在何时重提旧事，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拖着，想拖到云开雾散。

　　有了儿子后，岳父岳母非常喜欢，老婆常带儿子回娘家，我觉得她多少有点炫耀之意。岳父岳母虽然有旧思想，觉得孙子比外孙重要，但架不住外孙早来八年。岳母每次见外孙都合不拢嘴，连连说：“你看长得可好，长得可漂亮。”儿子长得像妈，虽姓马家姓，但长得不像马家人。按我爹的话说是“马家改了风水”。儿子一天天长大，等到能与大人沟通了，姥爷姥姥就会领着在大院内转转，让人夸夸，显摆一下隔代人。隔代亲在中国似乎是常态。很多人对子女要求严格，但对隔代人关心备至，甚至还有些溺爱。

　　岳母有一次悄悄告诉老婆：“你爸揣着孩子的照片到处显摆。”部队战友多，有人看了儿子的照片就劝他：“看在外孙子的面上，和女婿的事就过去吧。”岳父也不作答，一个劲儿地笑：“这孩子长得好啊，像咱家的人。”说完笑声能穿透屋顶。那时我在出版社上班，单位在北京东城。老婆还在工厂上班，在北京西郊。孩子一病就麻爪，岳父就说：“抱到我这儿来。”老婆的工厂与岳父的卫生院只有一站路，就将儿子先送去那里再上班。岳母就和岳父心甘情愿地照看孩子，在担心中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　　岳父在部队院内找了个空闲的平房，又通过卫生院找来两个家乡的木工，按照我画的图纸施工。因为我画的图纸诡异，又要榫卯结构，这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家具完全没有关系，所以大部分木工不敢接此活。岳父找来的木工手艺还可以，就是爱磨洋工。岳父是个厚道人，许诺俩木工在家吃住，不仅吃得好，每天晚上还给木工喝上点儿酒。印象中，这多宝格打了好几个月，岳父一直陪着，其间我去过几次。直到家具彻底完工，岳父背着我把钱付了，好像还多给了一些。两个朴实的木工乐得合不拢嘴，岳父也一副眉开眼笑的神情。

　　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绝对是个偶然，一生所遇无非是人和事。人无非是亲人和生人，生人可变成熟人，还可以变成亲人。变成亲人的唯一途径是结婚，结婚后两家人就成了没有血缘的亲人。这种人伦关系构成了中国自古至今的复杂社会，让人各享天伦之乐，生活之欢。而事则不然，随机发生，不可预测。事只有世俗意义的好与坏，让月有阴晴圆缺，让人有悲欢离合。在生死之间，每件事的发生不过是生命的感受和体验。这么看，世间之事无所谓对错，只有所谓苦甜。

　　乐极生悲。第二天清晨，岳父散步完回到病房，不知说了句什么就躺下了。谁知他这一躺，就再也没能站起来。突发脑溢血来势汹汹，因为本就住在病房，所以抢救及时，暂时保住了性命。可让人无奈的是，岳父大人被送进ICU，在那个现代科技的抢救间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。从那天起，岳父的所有亲人都只能在下午探视时间内，隔着玻璃看他。探视时，护士放一个电话听筒在他耳边，玻璃窗外亲人轮番在电话中诉说自己心中的话，也不知岳父能否听见。这样的日子度过了近五百天，在全家人认为回天无术时，决定不再让岳父在ICU受苦受罪，由内弟和医生沟通，让岳父驾鹤西行，回归道山。

　　岳父走时才七十二岁，没有一丝老态。全家十分不舍，日子刚过得有了声色，谁知死神毫无征兆地来了。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，幸福和苦难像孪生兄弟，谁也别想独揽。全家人为岳父精挑细选了墓地，下葬时所有人都到齐了。墓地很漂亮，青山环抱，静谧安详，岳父独自先行，长眠于此。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，告别家乡，在部队一待就逾半个多世纪，把全家老小带入北京，重新开启一段生活。若不是如此，我和老婆就不能相遇，各自就是另外一种人生。全家人依次给岳父磕头悼念，我最后一个跪在岳父大人碑前，郑重地给岳父磕了三个头。我心里告诉他：平生要信缘分，吵架只是一场美丽缘分之始，磕头是这缘分的终结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可惜机缘太短了。